最近，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怒斥“处长把关”卡住中央好政策，从而引出“处长治国”论断，成为当下网络高频词，当然另有“司长策国”一说，这类现象不仅存在于中央部委，更是地方和基层反映较为集中的梗阻因素，表面上是权力“任性”的产物，实则却是政策制定与落实的运转机制出了问题。

　　从另类视角看，“处长治国”犹如“弹簧门”，是对政策的选择性解读与执行，往往削弱民众利益，将不利于自身利益的民众诉求“弹”出来。“司长策国”犹如“玻璃门”，尽管政府对政策公开的力度加大，但民众想要参与政策制定仍缺乏相应渠道，甚至难以入“门”。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政策五关系”，深刻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中政策部署的五个关系。的确，改革政策的制定反映利益调整，让渡政府职权，是政府与社会之间取得平衡、实现均衡的“跷跷板”，这凸显出“政策治国”的重要性。

　　从目前情况看，中央在改革上是动真格了，“顶层设计”力度大、进展快、成效明显，可一些地方和基层并未及时跟上，又缺乏与全面深化改革相配套的推进机构，“九龙治水”造成不同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甚至为一个部门的利益而消费了整个政府的公信力，致使改革政策上下“脱节”，让“改革红利”消耗在“中梗阻”。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在进行改革决策时，还存在不敢动真碰硬，忽视民意诉求，不够公开透明的“闭门造车”现象，或表现出急功近利、表面热闹的倾向，采取“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政策疗法，打造“泡沫政绩”工程。可以说，地方政府政策制定与落实的态度决定着深化改革的最终成效。

　　总理之怒要想改变“处长治国”这一政策困境，关键在于改革现行政策运行机制。5月12日，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又强调，纵观中国历史，凡盛世往往都“居敬行简”、轻徭薄赋，政府施政要义，在于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这透露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中央及各地改革的“回旋余地”仍比较大，“工具箱”里的政策还比较多，而要“同步落实”中央改革举措，就需要地方政府开启政策运行的“旋转门”，进一步扩大“政策敞口”，切实解决“弹簧门”、“玻璃门”的问题。

　　首先，建立“旋转门”机制，需要机构改革配套进行，加快地方版“顶层设计”。建立新的政策运行机制对畅通政令来说将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而充当“旋转门”这一角色的也并非全是政府本身，而是对地方政府、人大、政协、民主党派等机构中民意收集和政策制定、协调、监督部门的重组整合，参与方也不能局限于各级官员，还应包括民间组织、利益集团、新闻媒体及普通群众等，改变政府在政策制定与落实中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尴尬。

　　其次，通过“旋转门”机制，制定一个公开透明的决策过程，让利益博弈阳光化。建立利益各方沟通协商的“磨合”机制，包括下层协商、上层协调、顶层协议，促进总体求同存异，把参与各方的交汇点作为输入点、商议点，让政策从政府“自转”变成带着利益各方一起的“公转”，形成一个既公平又合理的“切蛋糕”方案。

　　再次，通过“旋转门”机制，放大政策“四两拨千斤”的“乘数效应”，提升利益各方的政策“参与感”。将民意吸收转化为政策实际，使利益各方成为政策“设计者”，让政策更加贴近各方关切，降低“产销”不对路的风险和浪费。同时，要让公共政策逐步实现“私”人定制，在定向细分领域大胆探索，提高政策措施的“精准性”。

　　深化改革既有中央与地方“同步落实”的规矩，又要求在法治轨道上行进。要通过“旋转门”机制，将改革形成的一项项具体措施和政策以法治形式固定下来，以“法定职责必须为”强化政策落实，真正破除改革“中梗阻”，使“改革红利”惠及“最后一公里”。